“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相信，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项保障和改善民生新举措，顺应了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将惠及亿万群众。

　　地区经济发展的逻辑与顺序

　　第一阶段：以贸易为依托的增长——珠江三角洲地区

　　第二阶段：以市场规模为依托的增长——长江三角洲地区

　　第三阶段：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增长——环渤海地区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政府针对各地区采取了不同策略以平衡地区发展。除了上述地区发展战略之外，其他还包括：

　　(1) 1999：西部大开发

　　(2) 2003：振兴东北(辽宁，吉林与黑龙江)

　　(3) 2004：中部崛起(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与江西)

　　(4) 2006：新农村建设

　　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经过多年的对外开放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政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基本上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新格局。至此，我国的对外开放城市已遍布全国所有省区，我国真正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试办经济特区：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试办经济特区的设想。同年7月，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随后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起4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

　　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海南岛：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授予海南行政区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后又决定单独建省;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正式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引人注目的是天津和上海两个直辖市名列其中，尤其是上海的开放，是以国际金融大都市作为目标，对内起着拉动长江流域发展的龙头作用。国际舆论认为，“开放整个沿海，意味着实际开放半个中国”，这是一个最大胆的战略决策。

　　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提出先开放以上三个地区，继而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8年4月国务院将其列入开放)，使其共同形成我国的沿海经济开发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包括江苏省的无锡、苏州、常州及所属的全部县市，南京、镇江、扬州、盐城、南通、连云港及部分县市;浙江省的杭州、绍兴、嘉兴、湖州、宁波、温州、椒江、临海所辖的若干县市和上海所属的各县。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包括广东的佛山、江门市及所属部分县，广州、深圳、珠海、惠阳等地区所属的县市。厦、漳、泉经济开放区，包括福建省厦门市的同安县、漳州市和龙溪地区部分县，泉州市、莆田市、福州市等市县。辽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包括辽宁省的丹东、营口、盘锦、锦州、鞍山、辽阳、大连所辖的部分县市以及沈阳市。山东半岛经济开放区，包括山东省的威海、潍坊、淄博、青岛、烟台等市所辖的部分县市以及莱州市和日照市。这样，我国沿海形成南北连线成片的经济开放地带，开放的大潮拍击着绵延万里的黄金海岸。

　　沿边、沿江和内陆的开放：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谈话，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一轮高潮，开放浪潮不仅拍击沿海，而且涌入内陆广阔的国土和辽阔的边疆。东北地区，1992年3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黑龙江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省珲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4个边境城市，7月又增加了内蒙二连浩特市。主要是扩大对俄罗斯和独联体等国的开放。西部地区，1992年6月，国务院决定开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市、博乐市、塔城市，主要是对西亚诸国开放。南部地区，开放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凭祥市、东兴镇，云南省的畹町市、瑞丽县、河口县等沿边城镇。7月9日，西藏自治区边境口岸普兰正式开放。这些地区主要开放对象是印度、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和孟加拉国。

　　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区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的决策，涉及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8省，芜湖、九江、武汉、岳阳、重庆5市，长江流域形成一个范围广、跨度大的沿江开放区。

　　1992年6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乌鲁木齐市、南宁市、昆明市等3个内陆边境城市;7月又决定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等4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1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终于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内陆;从经济特区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梯次推进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使古老的中华大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科学整合煤炭资源，从朔州走向全国

　　煤炭是一种特殊资源，作为当前中国主要的能源，一方面维系着国计民生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关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些年来在能源危机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我国的煤炭资源整合正成为关键性的课题。

　　当前我国的煤炭资源现状不容乐观，以山西为例，在长期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形成了多、小、散、乱的格局，资源回收率极低，对于资源和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破坏;由于生产压力过重和安全监管失位，每年都有煤矿安全事故发生，尤以乡镇煤矿为多;因为开采秩序混乱，很容易滋生腐败，税费流失严重。这些问题不仅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有碍国家的能源安全，也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和沉重的资源环境与生命代价。

　　面对这些问题，为顺应生产力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我们必须对煤炭资源进行产业集中整合。而在该方面，以朔州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地区给出了成功的范例和启示。

　　“朔州途径”，简以蔽之就是打破所有制界限，因地制宜，因矿制宜完成资源整合，形成多种所有制均衡并存的煤炭格局，树立提高煤炭企业生产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目标导向，不以所有制论英雄，不搞高所有制和地区歧视。此外，借助煤炭资源整合和产业升级改造，重点抓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煤炭回采率，提升资源利用率。并建立“以煤补林、以黑补绿”的生态补偿机制，使森林汇碳嫩显著增强，在提高煤炭生产效率的同时，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健康道路。

　　这些成功的经验无疑是应该被全国各地尤其是煤矿工业发达地区学习的。从“朔州途径”我们可以看到，煤炭资源整合是场大进小退、优进劣退的改革，这场改革能给我们带来：

　　一、有利于打破所有制界限，因地制宜、因矿制宜形成多种多有制并存的煤炭格局，提高煤炭企业生产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顺应了资源产业的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实现了煤炭产业素质、核心竞争力的飞跃，突出了产业集中效应，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

　　三、有利于提高煤炭回采率、提升资源利用率，使煤炭产量的恢复和发展，保持稳定的经理效益和对财政的贡献率，同时使煤矿安全生产形势趋稳趋好;

　　四、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显著增强森林汇碳能力;

　　五、形成合理的投资导向，优化了投资结构，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作用。提升了山西企业和企业家的形象。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随着煤炭资源整合、煤企重组的深入，过去以中小个体煤矿为主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煤矿主体，已经转为以国有重点煤矿为主，对国有大煤矿进行有效监察已成为各级安全检查部门的当务之急;

　　在资源整合过程中，各方利益尚未达成合理共识，成为改革推进的重要障碍。

　　此外还有些地方打着“改制”的名义，低价贱卖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的现象也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在各方面予以遏止和规范。

　　煤炭资源整合是煤炭工业史上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是一次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的利益重组和行业洗牌，需要触及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只要我们在政府的强力介入和科学组织下，充分发挥政策作用，充分照顾各方利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兼并重组，定能让“朔州途径”顺利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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