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四：

　　舆论缓释是解决社会情绪冲突，防止不良社会情绪爆发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舆论缓释，可以向受众呈现事物积极的一面，使受众的不良心理倾向得到缓和释放，引导受众对危机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消除盲目恐慌的不良心理，消除人为造成的恐惧心理。否则，当社会不满情绪逐步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就会转变为对社会的公开对抗。危机类似洪水，它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使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大幅上升，若不及时找到合法渠道给予输导，就有可能酿成大的社会动荡，带来安全隐患，舆论缓释就是提供了一个使民众的不满和怨愤得以排解、释放的通道。

　　2005年2月21日发生在河南项城的有毒工业淀粉丢失大案，是危机背景下媒体的快速反应的成功案例。当时一位司机在长途运输中丢失52袋有毒淀粉，约1300公斤。由于工业淀粉在外形上和食用淀粉极其相似，容易被百姓误食，迅速引发危机。许昌电视台得知此消息后，在没有制作时间的情况下，首先在第一时间里以字幕的形式，在电视节目里通报全市，几分钟内便有效地抑制了灾难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性。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除了讨论恐怖分子是谁，政府是否要报复，报复的程度如何等问题之外，更多地呼吁公众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认为这是对恐怖活动做出的最有力的回击。一些报纸则号召民众从自己做起，做好身边的事情，鼓励公众走出家门，去加油，购物，消费，媒体把政府的政策，巧妙地转换成公众的日常行为规则，既起到诠释政策的作用，又引导了公众的日常行为，对危机的解决起到了积极作用，达到了稳定民心，保持社会体系的正常运作的效果。

　　9·11事件之所以成为西方世界媒体缓释的最成功案例，就是因为媒体间的通力合作。在这场惊天恐慌中，美国媒体都弃除门户之见和商业利益，始终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最初的二十四小时画面，资源共享，极大地调动起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报纸头版大幅标题多为美国遭受攻击，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等，充分发挥了画面的煽情功效。各大电视网反复播放大楼倒塌的共享画面，既满足了公众对危机事件最基本的知晓欲望，极大地激发美国公众的爱国情绪，也避免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的流传。可以说，9·11事件中，美国媒体在潜移默化中把公众对危机的感性体验统一到：美国遭受了袭击，需要团结对外，一致打击恐怖主义是当前头等大事的理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得到确认，并得到初步的控制，国内没有引起较大的混乱。除了新闻，美国媒体还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来解气和解闷，抒发弘扬民族精神，如举办演唱会，赈灾募捐文艺活动，甚至还赶拍了一批相关电视剧和电影。

　　危机背景下的社会群体极易丧失斗志与信心，媒体的缓释作用也可以在树立英雄上下下功夫。具体来看，可以让言行举足轻重的专家或政治家在媒体上唱主角，形成一面旗帜。在非典新闻战中，钟南山院士和王歧山市长便成了一种符号，作为与病毒英勇作斗争的两座大山，人们看到他们在媒体上出现便觉得得到一种科学和政治的力量，一种胜利的希望。

　　材料五：

　　今年2月，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并声称“要把铁道部的人撤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针对郭锡龄的批评做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与热议。这使得铁道部的同志、广大读者和众多旅客一时间心情都很复杂，都很不愉快，不知该说什么好。实际上这是政府管理部门乃至大型服务性机构，在开放的社会舆论面前显示出的陌生与不适应，也是传媒、读者、旅客在政府主管部门积极参与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拘禁和不知所措。

　　事情很自然，万事开头难。在政府管理部门刚刚开始学习与公众主动交流，并希望引导公众的观念与情绪的时候，当管理部门与广大公众刚刚开始建立起直接互动的时候，陌生和应对失误都是难免的。

　　材料六：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说，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引起了媒体、特别是一些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它们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他说，这么多人关心素不相识、受到伤害的农民工兄弟，反映了大家法制观念和人权意识的增强。

　　于幼军为山西官方没有及时向媒体主动提供事件的更多情况表示歉意。他说，山西省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在5月和6月初开展打击、解救行动的同时，特别是在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和批评这一事件时，没有及时给予回应，没有主动发布信息，没有向媒体提供事件的更多相关情况、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和事件处理的进展情况等真实准确信息，以至于一些传闻没有得到及时澄清，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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