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谁来关心城市青年住房焦虑(2)

　　由于租客众多，陈旭每天洗澡、上厕所都要排队。换衣服、打电话则要在室友眼皮子底下进行。晚上，隔壁屋内的呼噜声清晰可闻。种种处境让陈旭“抓狂”。

　　工作半年后，陈旭有了5000元积蓄，第一个想法便是换房。经过一番寻找，他搬进四惠附近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月租金1100元。这套三居室里只住了五六个人，“最起码有个实墙了”。

　　但好景不长，在租住合同到期前，房屋中介通知他，如果续租，需要每月加400元租金。他试图和中介讨价还价，但得到的回应却是“爱租不租，想租的人多了”，陈旭只能再次搬家。

　　这一次，陈旭把家搬到了通州北苑。他想，搬得远一点，房租会便宜些，居住条件也会好一些。通过中介，陈旭住进了一套与房东合住的两室一厅，月租金1350元。

　　住房空间相对宽敞了，但每天距离遥远的上下班路却让他颇感疲惫。陈旭每天早早起床，挤地铁、倒公交，一个半小时后才能赶到位于西三环附近的公司。往返至少要花3个小时，“每天回到家都筋疲力尽”。

　　私企青年人才 群租比例最高

　　自去年4月起，北京市团委与市政协社法委青少年工作小组发放了5000份问卷，对北京市青年人才租房情况进行调研，调研重点对象为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在京工作青年群体。

　　调研发现，北京青年人才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解决自己的住房需求，即居住自有住房、与父母亲戚同住、租房居住。其中，超过半数的青年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

　　同时，外来非京籍青年主要依靠租房居住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占比超过八成。

　　调研报告显示，通过对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和集体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私民营企业工作的五类青年人才住房状况的比较发现，两类青年群体住房压力最大。

　　一是私民营企业青年人才，尽管其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并有稳定就业、不低的工资收入(平均5109.8元)，但其租住条件相对较差，租住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和地下室的比例高达16.9%。

　　二是党政机关青年人才，有超过三成的人依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其中单身青年的房租压力最大，租房支出占个人总收入的43%。而已婚青年月均房租达3003.9元，在五类群体中最高。低收入与体面住房要求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承受着较高的经济压力。

　　住房成财富身份地位的象征 已影响青年婚育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为住房焦虑，哪里还有梦可言?让年轻人敢于追梦，敢于圆梦是我们的初衷。” 青年问题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教授指出。

　　他认为，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在近年来不断攀升，导致当前中国城市青年住房面临着住房的拥有、支付和租房等三大现实困境。

　　首先是供需失衡所导致的住房拥有困境。很多城市的住房市场都面临着供需失衡的情况，住房进而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房产也因此被赋予了更多的投资属性，使原本失衡的供需关系更加复杂化。

　　其次是房价畸高所导致的支付困境。城市青年住房问题的实质是住房支付能力不足，就是购房能力的显著不足和租房能力的隐性不足并存，而且随着通货膨胀和房价的持续走高，青年住房支付能力总体上存在着下降风险。

　　再次是房源空置所导致的租房困境。既有研究和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各大城市都存在房屋空置问题。空置的住房更多地被当作保值增值的投资品，其资产属性突显，而实际供人居住的实用价值则相应弱化。住房在销售后长期无人居住，即没有快速进入二手房交易市场进行产权流通，也没有进入租房市场进行使用权流转，造成了房源的闲置与浪费，恶化了供需关系，导致了青年租房困境的出现。

　　廉思认为，住房的符号价值越来越明显，它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居住场所，而是一种投资品，还是财富、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的象征。是否拥有自有性住房对城市青年的社会经济地位有着明显的影响。在城市青年中，是否拥有房、拥有什么样的房、是否在租房、租住在什么样的地段、租住在什么样的小区等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城市青年的不同身份，这种住房身份也成为一种划分社会群体的标志。伴随着房价的持续走高，这种住房的身份化象征也越来越明显。

　　调查显示，随着城市青年在城市中的发展，部分人会很明显感觉到来自所居城市的排斥。而住房则是这种城市排斥的主要力量，对城市青年的住房选择以及迁移性决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部分没有购房或者没有能力购房的城市青年会心理上产生“自卑感”与“漂泊感”，感到自己遭遇了有房朋辈群体甚至整个城市的排斥，呈现出较低的“融入”水平。因住房导致的城市排斥现象日益成为城市青年住房问题解决过程中所必须迎接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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