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从剖析“最牛协会”标本开始(2)

　　对于协会会员企业而言,更多地希望通过协会组织改善与管理部门的关系,打包所有的管控成本,在管理层面的“作为度”与“自由裁量度”中求取最小代价,甚至一些协会还希望借力行政管控,释放自身的话语权,创造出行业垄断的格局,寻求少数企业共同的市场壁垒,代言自身的利益。比如,这些年总有企业不惜重金购买有影响力协会组织重要头衔之类的新闻,即是如此。

　　行业协会与主管部门纠葛不清,更多地折射出行政权力管控的强大惯性,对各类社会关系和市场具有切割和主动的导向作用。“最牛协会”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现象,其“偶然”之处在于强制性太强,导致部门会员企业以及外来企业利益受损,产生被欺凌的剥夺感。

　　厘清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从纪律上掘出二者之间勾肩搭背的壕沟,禁止权力寻租,撇清相互的关联。同时,还需要从转变政府治理方式上消除二者之间利益的关联,进一步简政放权抽手市场,通过健全市场法则放权市场主体自主调节,并推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由行政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通过建立和完善微观层面上的权益制约机制实现社会关系的自我调节。只有社会相互钳制的力量越充分,行政权力对行业与企业的诱惑与影响才会越小。

　　最牛行业协会改革的现实样本

　　长沙这个协会的会长退休前就是长沙市建筑工程安全监察站站长。这样的官方身份，无疑为协会工作的思维与方式烙上深刻的行政化印迹，让协商自治变成了单方管理。

　　长沙有一个“最牛行业协会”，企业不交钱登记、评级就无法经营。根据长沙市建筑业协会建筑施工设备租赁分会公告，在长沙市从事建筑施工设备租赁业务的企业，必须向协会申请办理行业确认，未取得确认证书的将停止其在长沙承接该项业务。

　　这份公告里透出的权力霸气，俨然是市场的准入许可。在中央简政放权、全面缩减行政审批的背景下，一个社会性组织，如此为企业经营私设门槛，不仅于法无据，还有绑架企业之嫌。

　　在性质上，行业协会是一个由企业自发组织起来的自律性社会团体，可以在企业协商自愿的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则，实行行业自律管理。但这种规则管理不能僭越国家法律法规，更不能违背企业意愿通过行政化手段强制推行。因为行业协会不是行政机关，也不享有行政权力，更无权设立准入门槛。长沙这家行业协会设立行业确认，并将未取得确认证书的企业排除在当地业务之外，明显涉嫌变相设定行政许可，已然偏离了行业协会的性质和权限。

　　目前，我国有行业协会商会近7万个，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约800个。今年2月，民政部和发改委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限期脱钩的方案。在这个当口，长沙“最牛行业协会”提供了直接的个案标本，其折射出来的行业组织病灶，无疑为改革提供了现实镜鉴。

　　长久以来，我国行业协会存在“二政府”的行政化倾向，背靠政府部门，将行政权力当作向企业索拿卡要的“尚方宝剑”，背离了行业自治的内在规律。早在2010年，国家部委就专门下发通知，查处行业协会强制企业入会、借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乱收费等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最牛行业协会”违规开展资格认证乱收费等现象，从登记到评级，从购买格式合同到申请确认证书，每一道关卡都如同针对企业的“割肉机”，刀刀见血。

　　协会之所以如此异化，根子还在行政化上。前两年，国内很多地方出台了诸如“官员不准兼职”的行政退出措施，但并未堵住官员退休后的进入通道，协会成为很多官员退休后的好去处。长沙这个协会的会长退休前就是长沙市建筑工程安全监察站站长。这样的官方身份，无疑为协会工作的思维与方式烙上深刻的行政化印迹，让协商自治变成了单方管理。

　　好在，国家正在推行社会组织与行政强制性脱钩，有望将行业协会从固有的行政体制中彻底剥离。只有从制度上切断对行政权力的依赖，建立健全理性的自治规则，全面袪除权力魅影，才能防止行业协会变质，最终回归到社会自治的正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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