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摊派募捐指标凸显慈善行政化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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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行政化的好处是慈善的推进会看上去有力，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完成募捐任务。但是，慈善行政化也有不可回避的问题:违反了慈善本意，伤害了人们的慈善热情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去年北京市房山区某居委会曾有一位工作人员，为完成一个名为“博爱在京城”的捐助活动下达的指标，只得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进行垫付。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房山区红十字会与街道以及社区之间，存在层层摊派募捐指标的情况，如果基层单位完不成，则需要基层干部掏腰包自行消化。房山区相关部门回应称，募捐指标并不是强制性指标(4月13日《新京报》)。

　　当行政参与募捐时，自愿难免变了味道。当然，以红头文件下达募捐指标，其好处显而易见。首先是完成的效果。无论被下达的对象多么特殊，也无论实际工作中存在怎样问题，甚至根本不用管下达的指标是否合理，只要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达，其结果只能是完成。哪怕，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为此要自掏腰包，他们也必须完成这个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任务。否则，在以后的评优和评价中，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行政权力的好处，行政化可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可以顺利地完成募捐任务，让最终的募捐总数达到预期。

　　其次是完成的均衡。通过红头文件下达的对象不止一家，而是所有辖区内的街道和社区，而且募捐的指标也不是基层单位自己说了算，想捐多少捐多少，而是摊派者根据一些经济数据制定、得出。这就保证了某种层面上的公平和均衡——所有单位都应该在募捐活动中充当先锋的角色，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掉链子。如果所摊派的指标顺利完成了，则所有街道和社区在此次慈善活动中的表现就看上去可圈可点。而如果是自愿募捐就可能出现各地方表现不一的情形，这至少看上去没有那么好看——慈善事业没有全面展开，而慈善事业本来就应该成为全民的事业。

　　当慈善依托行政权力时，慈善的效果似乎实现了。但是，慈善事业毕竟不是一种硬性生产，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达到了，就算完成了任务。慈善事业背后是慈善生态和人们的慈善态度。所谓慈善生态，就是适合慈善的大的环境，包括制度与文化;所谓慈善态度，就是个体在现实生活中对慈善的看法和行为。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生态决定了态度，而态度反过来又影响生态。假如，关于慈善生态是没有那么理想的，关于慈善态度是没有那么清晰的，就很难说慈善目标的实现有什么实质意义。

　　所以，即便募捐指标实现了，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良性的慈善生态并没有建立，个体的慈善热情并没有激发。因为，慈善本来是一种自愿行为，是一种源自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而迸发出来的自觉感悟。如果在这个感悟的过程中，行政权力没有给予有力的外部保障，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外在引导，而是以行政权力硬性要求人们慈善，逼迫别人慈善，则必然强扭的瓜不甜:虽然募捐指标上去了，但人们对慈善的看法更扭曲了，甚至产生了逆反，而慈善生态中的问题，尤其是慈善机构公信力的问题，则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为放大。这种结果，难道就是摊派者愿意看到的?

　　所以，要想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看到慈善行政化的缺点，意识到慈善事业只有植根民间，并通过所有人的自觉推动，才能真正实现其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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