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内蒙古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十五个百姓话题(2)
发布时间：2015-03-11 09:56:40 内蒙古公务员考试网 来源：半月谈网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曹县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银香：随着农村各项事业改革和发展，土地流转是必然趋势，这个谁也改变不了。土地流转之后，有利于提高机械化水平。
记者：趋势虽然如此，但规模化经营也好，发展现代农业也好，不能只是富了少数人，置多数农民的利益于不顾，尤其一些地方以强制或变相强制的办法流转土地。怎样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王海燕：政府相关部门应规范农村土地流转行为。一方面，绝不能剥夺农民土地处置的自主权，搞强迫流转，这种现象要发现一起纠正一起，并对责任人进行处分;另一方面，农民土地流转也要符合产业规划、土地用途管制、环保要求等，这与农民“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并不矛盾，这样既能减少土地流转的风险，又能使业主安心务农、踏实种地。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平邑县九间棚村党总支书记刘嘉坤：重点还是政府有关部门要有所作为，真正关心老百姓，不论是外出打工的，还是留在家里种地的，让他们都能受益。土地流转，要流转到那些能为农民创造财富的人手上，当地政府，特别是乡镇这一级，还要有跟踪和监督，荒废了不行，非农化更不行。
记者：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利益保障存在哪些风险?
王海燕：目前政府相关部门对农村土地流转风险的管控总体仍处于“缺位”状态，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农民自行流转的多，报村镇备案的少，佛镇村流转的1000多亩土地，几乎全由业主与农民“一对一”协商，出现矛盾和纠纷了才去找政府;流转双方约定不明的多，约定明确的少;书面协议不规范的多，内容规范的少。一些土地流转协议，存在着形式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条款不完整、对流转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不明确等问题。这些问题都给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留下了隐患。下一步，针对这些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出台有效措施，加强风险管控。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工商企业到农村拿地，有的发展得不错，有的却造成“农业烂尾工程”，农民利益受到损害，这是否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点?
刘嘉坤：确实是这样。土地应该流转到懂农业经营的人那里，让土地发挥更大作用。一些人根本不懂农业、不会经营，只是觊觎国家的政策支持，流转土地就是为了钻政策的空子。有些地方土地流转后，成千上万亩都荒废了，令人痛心。我认为企业如果真的要流转土地，必须有好好经营的打算和能力，必须爱护农民、爱护土地，不能存在“捞一把就走”的心理。
王海燕：现在到农村流转土地的，不少是城市工商资本，有的人对农业项目并不熟悉，往往带着一腔热情，甚至是对农村、农业的怀旧心理，就一头“扎”到土地上，资金、技术、管理跟不上，很容易失败，还连累了流转土地的农民。
记者：那么，对工商资本经营农业您有什么建议?
王海燕：应该尽快对工商资本下乡设立门槛，尽快从政策或法律层面因地制宜对工商资本流转农耕地设立期限、规模和涉足领域;对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领域明确限定;明确规定工商资本参与土地流转必须缴纳一定的风险保证金，防止企业中途退出，或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进行掠夺式经营。”(半月谈记者 李松 张志龙)
严防“不开公家车，少干公家事”
按照中央规定，2015年年底前将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改革，“车轮上的腐败”有望被遏制。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担心会不会出现“补贴照拿车照开”或“不开公家车，少干公家事”的现象。
记者：对于公车改革，公众是普遍欢迎的，但也存在一些疑虑和担心，对此您怎么看?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副县长张琼：进行公车改革，好处是十分明显的。以往，很多领导干部都是一人一车，造成浪费;也有不少领导干部公车私用，接送家人、探亲、旅游等都使用公车，助长了其特权思维。改革不仅有助于压缩行政成本，而且有利于减少腐败，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现在是有一些不同意见，有的涉及具体执行问题，有其道理，也有的纯粹是因为利益和思想观念的博弈。对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一项改革措施，尤其是涉及许多人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只要真正利国利民，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
记者：有人担心，公车改革会影响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您怎么看?
张琼：取消公车，受影响最大的是以往使用公车较多的群体，对大部分公务员来说影响并不明显。但发放公务出行补助则涉及面很广，情况也更复杂，因为公务出行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在具体的改革中，应该注重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保证正常的用车需求，避免影响工作积极性。比如，如果一个月正常的公务出行需求是500元，只补助300元，那有些公务员下乡调研、走访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到影响。此外，还要保证所发补助真正用于公务出行，不能被当成个人福利。所以，改革方案设计非常重要，公车改革是好事，但也要注意把好事办好。
记者：无论是公车拍卖，还是后期的车辆管理、租赁等，都涉及利益调整，这个过程中如何防止腐败?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信义兄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东林：公车改革中，应该多借助市场的手，用市场的力量更好地推动改革。在已经进行的改革中，不少地方都采取了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公车，这既有助于消除暗箱操作，避免公车处理价格过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也有助于赢得群众对于公车改革的支持，应当鼓励。
张琼：市场化的方式，有助于减少“关系”对于改革的影响。让市场竞争充分介入，对于准备组建公务出行服务平台、解决公务出行问题的地区意义重大。应公开招标、充分竞争，让能够提供质优价廉服务的公司胜出。
记者：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经常下乡的公务人员在公车使用需求上有其特殊性，比如查污染、提供公共服务等，在农村可能要走更远的路，开更长时间的车。公车改革如何考虑这种现实?
张琼：我国幅员辽阔，在基层，尤其是山区、偏远地区，公务出行确实有自己的特点。公车改革中应当避免“一刀切”，不能僵化地作出规定。在改革的具体措施上，应当多多征求基层部门的意见，并允许“大框架范围内的适当的自主权”，让改革的细化方案能够真正契合地方实际，实事求是，避免正常的公务出行受到影响。同时，还可以考虑加强统一调度，在提高公务出行效率的同时体现节俭理念。比如，几名领导干部同时去参加会议，完全可以多人乘一辆车;公务员下乡调研，有时不同部门的人员也可以同乘一辆车。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动物化石群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博物馆馆长陈爱林：车改进行货币化补贴对于有些地方可能不太切合实际。大城市的公共交通较为发达，但边远山区道路难行，缺少公共交通，路途又远，这一点必须考虑。同时有的基层政府部门如农业、林业等，工作地点多在农村，需要高频率地下基层，实施货币化补贴可能会对工作开展造成困难。若要实行货币化补贴，必须考虑到边远山区的公务人员自己开车存在安全隐患，交通成本比大城市更高，补贴额度应从实际出发来确定。
孙东林：正常的公务出行，一定要保障好。改革的过程中，要不断征求群众的意见，也要征求公务员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对合理的诉求加以吸纳，及时完善改革方案。
记者：以前有领导干部找下级部门、企业借车用，公车改革如何堵住这些漏洞?
陈爱林：这种事情应鼓励监督，如果发现必须严厉追究责任。另外，从根本上看，公车改革应从财政预算上“扎口子”，给违规用车“断油钱”。同时提高经费使用的透明度，让不规范用车“见光死。(半月谈记者 梁建强 吉哲鹏)
第一代农民工养老难题何解
“曾经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可我感觉却是那么悲伤，岁月留给我更深的迷惘……”旭日阳刚唱红的这首《春天里》，歌词似乎暗合一些农民工的心境。当第一代农民工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时，他们蓦然发现，无论此前赚多赚少，来城市工作多久，“谁来为我养老”这个简单又直接的问题，仍然让他们迷惘。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曾在一次记者会上说：“从社会公平角度讲，不该让上亿的人口把青春献给城市，把养老负担甩给农村。”言辞恳切，但现实确实沉重，全国约4000万50岁以上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未被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可以说是真正的“裸老族”。当这一批农民工逐渐步入退休阶段，“老无所依”的困局迫切需要一个“公平答案”。
记者：不少即将达到或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因无法享受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而苦恼。客观讲，他们在现行养老缴费制度下，确实不符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但是这真的公平吗?
全国政协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2013年的数据，全国有2.68亿农民工，其中1.66亿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可以说是这群人的青春和汗水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发展。现在这个人群里有很多人到了养老的时候，却发现老无所养、老无可依。从社会公平角度看，无论如何不该让这个庞大的人群只为城市奉献青春，养老只能回农村。
记者：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员工易凤娇：我去年一年做了很多农民工社保方面的调查工作，也和广东省的其他人大代表到深圳市社保局做了调研。农民工社保，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保存在缴费年限不足、缴费基数低、补缴细则缺乏导致难以补缴等问题。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由于早期企业用工不规范，大部分人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社保缴费年限不足，难以享受养老待遇的情况。在深圳，环卫工人、洗碗的阿姨等都向我反映过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补缴，他们只能回老家养老，但事实上，很多家庭已经全家移民，这些为特区贡献了青春的劳动者希望在深圳退休和养老。
刘志彪：从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确实没有树立很强的缴纳社保的意识，目前我国养老保险规定企业缴纳员工工资20%，个人缴纳8%～10%，工资本就不高的他们，很多人不愿承担那8%，有些人还与企业签订了不缴纳社保合约，甚至和企业共同阻碍社保部门查缴。
记者：社保制度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农民工流动性大，可社保转移接续不方便，影响了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易凤娇：社保转移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国家已明确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和统筹账户的部分储存额可随个人转移，但具体办起来仍然困难重重。此外，在东部发达地区，互联网办公、信息化技术已经很完善，但是在中西部一些地区，还无法与珠三角等地的社保信息系统实现对接，发函、打电话过去邮寄参保人的参保明细等材料，这些地区的社保经办机构也常常无人对接，导致农民工社保转移不畅。这既影响农民工享受社保待遇，也影响他们的参保积极性。
刘志彪：有的农民工可能不了解政策，也不太相信以后能拿到钱，所以不愿参保;户籍差异造成的异地转续社保障碍也让很多农民工觉得养老保险是“白白贡献给国家”。同时，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责任，有的地方为了吸引企业落户和投资，有的地方担心加重企业负担，对企业是否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记者：那么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难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比如把该缴的社保补齐，然后可以享受养老待遇?
易凤娇：应该这样解决，但现实中并不顺利。比如广东省虽然规定了补缴办法，但执行细则没有出台，在深圳，补缴费用需要用工单位和劳动者共同承担，但一般来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社保补缴不积极，他们不配合，劳动者即使想自己补缴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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